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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2008年我国开启“大部制”改革，今年2月末，党的十八届二中全会审议通过《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》，并建议提交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。

　　很显然，新一轮“大部制”窗口即将开启。在这个时间节点，诸位专家对上一轮大部制改革得失进行深入思考，并对新一轮改革提出建议，其中即包括铁道部的改革路径。

　　五年之得

　　扯皮推诿问题减少

　　对于5年前的国务院机构改革，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说：“这次大部制改革是整体性、全局性的，是使政府机构与社会机构相对接、相适应的一次改 革。”改革后，政府提出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口号，政府职能和权力清单更加清晰———减少了4个正部级机构，撤销议事协调机构26个，中央各部门取消、下 放和转移职能70余项，成立5个国务院组成部门……数字减增使政府的社会管理水平、公共服务能力得到提升。

　　在全国政协委员、中国(海南)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看来，2008年的改革，是促使我国行政体制朝着优化权力结构的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， “我国的行政体制改革，需要我们优化权力结构，强化决策主体，而大部门制的本质就是要强化综合决策主体，提高决策的效益。”国家行政学院教授、中国行政体 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汪玉凯的感受是，国务院通过部门整合，减少了政府部门直接职能交叉、重叠的问题，“整体运转比较顺畅，部门之间相互扯皮、相互推诿的问 题有一定程度的减少，同时也减少了政府对市场的过多干预。”

　　五年之思

　　整合以后仍然貌合神离

　　当然，改革也有需要改进的地方。工信部、人社部、住建部、交通运输部、环保部在2008年成立，但是在部门运行中出现了一定的问题，没有真正达到成立时的初衷。

　　汪玉凯说，一些部门在整合后仍然貌合神离，内部之间没有建立顺畅的关系，比如交通运输部，内部各部门间的磨合就有所欠缺，“民航总局被整合进来后，行政级别降了半格，这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。”

　　“交通运输部的确有总体的设计，但更重要的是，内部利益关系需要协调好。”迟福林说，“有些部门内部磨合得不是很好。”竹立家也认为，把二级机构合在一个部委中，并非真正的大部制，所谓大部的概念，是分权和放权，而不是机构相加。

　　改革就是挑战权力结构

　　大部制改革初衷，是转变政府职能，但专家认为目前实现的程度比较低。竹立家说：“我们的行政分权并不清晰。我们改革的目标，其实是把一级机构的权力下放给独立机构，让他们自主发展，自主运行。”一级机构应该仅负责制定公共政策，监督实施，执行权应放给二级机构和社会。

　　“在改革中，有的部门在形式上实现了大部门制，但在强化决策主体方面的进展并不大，甚至还没有破题。”迟福林指出，“决策部门承担了很多不应该 承担的事情，比如具体执行的事情。”以人社部举例，几大社会保障的执行，应该有相应的执行机构来做，“需要进一步研究相关立法，把事业机构的改革和大部门 制结合起来，使其成为一个法定的、相对独立的事业机构，专业化特点突出，负责具体事务执行。”迟福林说，大部门制实质上是部门权力结构的一个大调整，现在 部门同时掌握监督权和执行权，都不愿意下放，“所以，真正的大部制改革是一个对权力结构的挑战，这和部门利益联系在一起。”

　　“权力挪窝”没有解决好

　　专家提出的另一个问题是，大部门成立后，就出现了“权力挪窝”的现象。迟福林说：“按照当前的状态，部门的人员会越来越多。”举例子来说，某省的一个厅，大部制改革后，副厅长超过10位；此前媒体报道过，某市一个部门撤并后，出现了19位副局长。

　　迟福林认为，“权力挪窝”是一个没有攻克的壁垒，“坦率地讲，没有解决得很好。”竹立家再指出，上一次改革，所涉部门并没有“伤筋动骨”，没有人离开。